1978年春节一过，正月16日，我们就匆匆起程。简单的家具早已用结实的木支架垫上厚厚的纸板包装好，整整一个年关没有上班，都在准备这些事情。同我们这一批从上犹江来的有刘仲光和胡群坤夫妇、林桂俊、钟秀彩、马鸿光、靳秀琴，加上我七人，都是刚出师几年，最年轻的运行人员。电厂在上犹县汽车队请了两辆卡车为我们拉家具什物，由刘仲光、林桂俊押车。其余的人随后坐陡水镇到赣州市的班车离开上犹江电厂，赶往未来的单位— 江西罗湾水力发电厂。

    那时路很不好走，一般的省道都是弯弯曲曲的沙土公路，与现在的一级公路、高速公路相比那就是鸡肠小道，汽车过后沙尘滚滚；车辆的性能、速度也无法与现在的相比。刘仲光、林桂俊早上八点钟就从上犹江出发，直到天黑才一路风尘赶到罗湾，真是疲惫不堪。紧接着立即卸车，车子被引导到一个山头上，刘、林没有看到房子，两个人很奇怪，关了车灯，只看见一排低矮的草棚里面透出灯光，大人小孩出来看热闹。他俩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心情立即跌入了低谷。走下驾驶室，只见那排低矮的草棚对面新搭了两个更大更高的草棚，他们明白，这新房新居是专为恭候他们而“建”的。屋面上铺上了新油毛毡，覆盖的稻草还很蓬松；墙上，糊的黄泥巴是新的，还没有干透；梁柱全是新的，清一色的大青竹；更令他们难以接受的是，地上的黄泥巴是新的，没有认真地压平一下，还是松软松软的。看得出，一切都是这几天刚刚赶出来。现在想来，当时正是年前年后，仓促应付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车一熄火，二话没说，车间党支部书记就带领一伙运行的学徒和退伍军人，大声喝道：“卸车！”不由分说，这些20来岁的男男女女立即跳上车，解开车绳，乒乒乓乓就往下搬东西，刘、林在旁边呆呆地站，一时傻看着。大概折腾到十点来钟，东西在房间基本就位。深夜了，两人才开始架好床，在外面的龙头下冲洗了一下手脚，摊开铺盖，分头坐在床上，两人毫无睡意，静静地，四目相对，默默无语，心情格外沉重。

    再说我们这一路。当时交通很不方便，马鸿光、钟秀彩、胡群坤还带了大概四五岁的儿子刘俊，我们一路五人，到了赣州，立即买好第二天去南昌的车票。天还蒙蒙亮，我们就上车出发，到了南昌，天已经黑了，原来有赣州南昌坐车两头黑的说法，我们这次体验得很深刻。大家坐得晕头转向，浑浑沌沌随着人流，顺着昏暗的路灯走出南昌汽车站大门，人困马乏，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坐，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南昌的八一大道。我们五人有四个没有来过南昌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是晚上，分辨不出东西南北。好在马鸿光对南昌比较熟悉，他带我们在车站附近的服务大楼住下。那时年轻，身体很快得以恢复过来。这时我才发现从头到脚，包括脖子里，满身的尘灰，白棉布衬衣的领口上厚厚的一层黑乎乎的垢。洗是不可能的，穿也是不可能的。人在路途中，不可能多带衣服换。初出远门，准备也不足。我跟钟秀彩住一个房间，我想看看他怎么处理衬衣的问题。第二天，只见他拿起衬衣抖了抖，左看右看，袖口领口脏得一塌糊涂。犹豫一下后，这老兄竟把衬衣翻过一面后，又穿了起来，把领子捏好，竟然一点脏迹也看不出。我觉得他很有办法处理这些人生困窘的事情，就是有些很腻心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只好学着他的做，确实没有那种贴肉的肮脏感！

    到了靖安，我们被告知去罗湾还要坐车。运气不错，幸好上午有一趟上山的班车被我们赶上。车一出县城，两边青幽幽的大山就四面八方向我们合围过来，有开始进山的感觉。经过水口、高湖两个公社所在地，直抵一个叫山口的地方，汽车开始哼哼唧唧一路爬坡拐弯连续上山。山道弯弯，在林间穿行，好不容易上了一个叫棉花地的山头，在一个高大的三面立体的语录牌旁停下。语录牌是专写毛主席语录用的，现在仍保存完好，它是“文革”时期罗湾电站的建设者们（当时叫“工程团”）修建的，代表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文化现象。语录牌像是进出罗湾的山寨大门，从那时起，“语录牌”就成了临时地名和交通站口，一直沿用到现在。想来这个不起眼的砖堆，竟成为今天罗湾水电工程建设的历史遗迹和地标性建筑，成了几代怀旧寻根的罗湾人顶礼和朝觐的地方，是他们精神和灵魂皈依的神社 。当时上面写了毛主席的什么语录我都忘了，但其中一面画了“毛主席去安源”的巨幅画像，因为画得很像，我记得特深刻。那时只知道有幅画就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一幅油画，比例、调色、用光都非常到位，可见工程团里也有不凡的人才。售票员热情招呼我们下车，要我们顺着公路一直往里走。那泥土公路小，像根蚯蚓曲曲折折，大弯连大弯，大弯套小弯，不时有往返的工程车从身边扬尘而去。到了工程团汽车队、医院一带，就有到了单位的感觉。但是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低矮简陋的茅草房，顺着山梁，依着山坡，山洼空地，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黑压压一排连一排，一片连一片，一山连一山，这就是典型的工程团职工“家属宿舍”；到了一栋红色的砖瓦楼房，有点像鹤立鸡群的建筑，听说还不是电厂，是人家工程团的指挥部。我们真有点不知所措。加上清早从南昌出发坐了一上午车，走了几公里路，大家又累又饿又渴，心里有一些发急。正是中午时分，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；机器喧嚣，震荡山谷（后来才知道，是山头上两台500马力的柴油发电机发出的吼声）；一路上广播喇叭哇啦哇啦高声大叫，山沟里热闹非凡。在那里我们惊喜地碰上了放学回家的一个女孩，是去年随父母从上犹江来罗湾的。她带我们一直往里走，直到走进了一个高山环抱的山窝窝里，我们才算顺利走进了电厂的驻地。初进罗湾，有一种穷途末路，走到路的尽头的感觉。

    电厂的驻地就是现在的罗湾电厂生产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喷水池，罗湾中心区最大的一块活动场地，那时还是个山头。因为地势高，上面有工程团的水泥仓库，垒满了层层叠叠的水泥。小山四周，就是现在的马路，堆满了钢筋、木头等杂物。那时厂区的概念，只是道路交叉口的一点空间，汽车一过，满地的烂泥和漫天飞扬的灰尘，其实就是工地。后来推山填沟，才有现在这么一块巴掌大的平地。在厂房门口的左侧，桥头两岸的陡坡处，做了几个吊桥式的露缸厕所，直接可以看到人的排泄物落下粪缸里，我们单身宿舍就在对面，真是恶心死了，卫生环境条件极差。

    当时叫的罗湾，在人们大概念上多指罗湾水电工程团，不是罗湾水电厂。电厂仅仅是在这块土地上刚刚破土的幼芽，少有人注意。在这个弹丸之地，工程团的职工和家属一共有五千左右，据1980年数字，仅子弟学校的学生就有一千五百多人。我们电厂连家属职工一起大概一百来号人左右，电厂完全淹没在罗湾工程团的人海里。在我们驻地里，不仅住有我们的职工，更多的是工程团安装队的职工。大家混杂一起，同在一个食堂吃饭，同在一起工作。他们在安装发电设备，我们跟在一旁熟悉设备。无论生活和工作，之间相互尊重，热情友好。电厂见缝插针，零星地做了几栋砖头房，主要供有级别的干部或有些权力的职工居住。后来接受了工程团的三排石头平房，前面的一排供机关办公用，有书记室、厂长室、生技科、人事科、总务科、政治处等，后两排供部分带家眷的职工居住。但是大家并不着急，心情也很平和，谁都清楚，无论现在怎么幼小，我们才是最后的主人。

    我们比刘仲光、林桂俊晚两天到罗湾。除刘仲光外，我们都安排在单身宿舍楼。这是一栋还没有完工的房子，二三楼的阳台走廊窄窄的一米来宽，边上还没有做护栏。我们住在三楼的真怕晚上起来犯迷糊失足出事。全厂的单身职工基本上集中在这里，一楼住机关，二楼住检修和水工，三楼住运行。我们来时，已经住进了学徒和退伍军人。朝南的房间早已占走了，我们只有靠北侧住下，两人一间，我和马鸿光，林桂俊和钟秀彩。下午，林桂俊看到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整理东西，走过来很神秘地对我说：“前天夜晚我在刘仲光那边住，坐到好晚，老刘都流了眼泪。”我心里一楞，但脸上尽量不露表情，有也是严肃或沉重的。因为刘仲光是我们这拨人年龄最大、当兵退伍后和我们一起学徒的，社会阅历比我们丰富，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安慰是多余的，其他道理我也说不出更多。已经来了，只有接受和适应。但是生活环境糟到这种地步，是出乎我意料。好得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，还有一定的承受力。只是比起老单位，心理落差悬殊确实太大了些。

    林桂俊在1995年就不幸罹患鼻喉癌病逝，那年他刚过40岁生日，估计与他十四五岁就开始抽烟有关；钟秀彩后来调靖安县供电局，听说在2006年也因肝病去世，享年52岁，可能与他平日里经常酗酒脱不了关系；两个年纪最小的反而先行而去，说起来真有些唏嘘不已。生命如此脆弱，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在岁月积累的过程中，显得如此重要。靳秀琴调上饶汽车修配厂，马鸿光现在贵溪发电厂，今年也应该要办理退休了。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。罗湾，还是那么年轻，我们，已经举步老年了。(罗湾水电厂  赖兴武)